法定代表人怠于履职，以消极方式协助抽逃出资，与股东承担连带责任
(2023)最高法民申340号
最高人民法院就丁某甲、黎某乙与甲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甲公司）股东出资纠纷再审案作出(2023)最高法民申340号民事裁定书，终审裁定驳回丁某甲、黎某乙的再审申请，明确股东以虚构债权债务、偿还个人债务等名义转出公司出资，未经法定程序且损害公司权益的，构成抽逃出资；公司法定代表人、高管未履行忠实勤勉义务，放任抽逃出资行为发生的，需承担连带责任；诉讼中原告明确主张“共同返还”且在辩论意见中明确连带责任的，裁判未超出诉讼请求。
核心事实与诉讼脉络
01
基础事实
公司股权与管理情况：丁某甲系甲公司实际控制人，掌控公司经营管理及款项支出审批；黎某乙系甲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经理，但未实际参与公司管理经营。
出资与抽逃行为：甲公司成立后，丁某甲以“贷款”“材料费”等名义，从公司账户向案外人朱某某个人账户转款858万元，该款项实际用于偿还丁某甲个人债务（含向其配偶温某某偿还647万元）。丁某甲未能举证证明该笔款项为公司正常经营费用，甲公司在相关转账凭证、付款文件上盖章确认。
纠纷缘起与诉讼进程：甲公司以丁某甲抽逃出资、黎某乙未未尽职责为由，诉请二人返还注册资金1000万元；一审、二审法院均认定丁某甲构成抽逃出资，黎某乙承担连带责任；丁某甲、黎某乙以“公司认可转出、新股东已补足出资、黎某乙未协助抽逃、裁判超出诉讼请求”为由申请再审。
诉讼诉求与审理进程
一审原告甲公司提出诉求：要求丁某甲和黎某归还注册资金1000万元；
一、二审结果：均判决丁某甲返还抽逃出资，黎某乙承担连带责任；
再审申请（再审申请人丁某甲、黎某乙）：撤销一、二审判决，驳回甲公司诉求，主张不构成抽逃出资、黎某乙无责任、裁判超出诉求；
再审结果：最高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丁某甲、黎某乙的再审申请。
核心争议焦点与法院裁判逻辑
02
本案核心争议围绕丁某甲是不是构成抽逃出资、黎某乙要不要承担连带责任、裁判是不是超出诉讼请求三个焦点展开，最高法结合《公司法》还有相关司法解释，做出如下裁判认定：
焦点1：丁某甲的行为是否构成抽逃出资
再审申请人（丁某甲）主张：甲公司盖章确认转出款项，应当视为同意这个行为，未损害公司权益；新股东受让股权的时候明知公司资金状况，并且已将1000万元注册资金补足，其行为不构成抽逃出资。
被申请人（甲公司）主张：丁某甲转出款项用于偿还个人债务，无证据证明是公司正常经营支出，构成抽逃出资，公司盖章不代表认可抽逃行为。
最高法裁判逻辑
抽逃出资的法定构成要件已经满足：按照《公司法》第三十五条和《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二条来说，抽逃出资的认定得满足“未经法定程序+转出出资+损害公司权益”三大要件。
程序上：丁某甲转出858万元未履行股东会决议等法定程序，属于“未经法定程序抽回出资”；
行为上：以“贷款”“材料费”等虚构名义转出资金，实际用于偿还个人及配偶债务，符合“虚构债权债务关系转出出资”的情形；
结果上：该行为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损害公司资本充实性及债权人利益，具备损害后果。
2、公司盖章不影响抽逃出资的认定：甲公司在转账凭证上盖章仅为形式上的确认，不能否定资金用于个人债务的实质，更不能免除丁某甲作为股东不得抽逃出资的法定义务；股东抽逃出资是法定禁止行为，不因公司形式上的同意而合法化。
3、新股东补足出资不豁免抽逃出资责任：新股东受让股权后补足注册资金，是对公司资本的补充，但不能追溯性否定丁某甲此前抽逃出资的违法行为，丁某甲仍需承担返还出资本息的责任。
焦点2：黎某乙是否应就丁某甲的抽逃出资承担连带责任？
再审申请人（黎某乙）主张：其主观上无协助抽逃出资的故意，客观上未参与公司管理、无协助行为，不应承担连带责任。
最高法裁判逻辑（以“身份法定职责+勤勉义务内涵+行为实质影响”为核心）
1、核心前提：身份绑定的法定勤勉义务
最高法明确，高管连带责任的基础是其身份对应的法定职责，而并不是以“是否直接参与抽逃”当作判断标准：
身份所承载的法定义务：黎某乙同时担任甲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三重身份均属于《公司法》规定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范畴。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董事、高管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核心内容是：监督公司资金安全、防止股东滥用控制权损害公司利益、对大额资金支出进行审核监督等，这个义务是法律强制规定的，不因为个人是不是实际参与经营就免除。
义务的不可放弃性：黎某乙主张“未参与公司管理”，但是最高法强调，高管身份的取得就意味着自愿接受法律赋予的职责约束，即便和其他股东约定“不参与经营”，这个内部约定也不能对抗公司或者债权人，更不能成为免除法定勤勉义务的理由。只要在高管职位上，就应当承担相应的监督、防范责任，不然就属于履职不当。
2、关键认定：消极放任构成 “协助抽逃出资”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四条规定，最高法突破了“仅积极行为才属协助”的认知误区，明确若高管的“消极不作为”为抽逃出资提供了必要条件，这样就符合该规定中“协助抽逃出资”的情况：
消极放任的具体表现：本案中丁某甲作为实际控制人操控公司资金，用虚构的名义转出858万元去还个人债务，这个行为不是一次小额的支出，而是涉及好多笔大额资金、多个案外人的持续性行为。黎某乙是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经理，完全有了解公司资金流向的权限（比如查阅财务账目、审批文件等），但长时间不参与经营管理，对于明显异常的资金转出没采取任何核查、制止措施，这就属于“明知或应知风险而放任”。
消极行为与抽逃结果的因果关系：丁某甲能够顺利抽逃资金，是因为黎某乙未履行监督职责，未对大额资金支出进行审核——如果黎某乙依法履行勤勉义务，及时去核查资金用途、制止违规转出，抽逃出资的行为完全是能够避免的。所以，黎某乙的消极放任和抽逃出资结果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构成实质意义上的“协助。
与“积极协助”的同质性评价：最高法认为，“协助抽逃出资”的核心是“为抽逃行为提供便利或支持”，既包括主动提供账户、伪造文件等积极行为，也包括放弃监督、放任违规的消极行为。二者本质上均侵犯了公司资本充实性，损害了公司及债权人利益，应当适用同一连带责任规则。
3、法律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第十四条的准确适用
最高法明确，黎某乙的行为完全契合这个条款的适用条件，判令其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有据：
条款适用的构成要件：《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四条规定，“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适用该条款需满足三个要件：①存在股东抽逃出资的事实；②行为人具有“协助”行为；③行为人与抽逃出资股东存在共同过错（故意或过失）。
本案要件都满足：丁某甲虚构债务转出出资的行为已经被认定是抽逃出资，符合“抽逃事实”要件；黎某乙消极放任给抽逃提供了便利，符合“协助行为”要件；黎某乙作为高管，应该知道自己不履行监督义务可能会导致资金风险，可是没采取任何措施，存在过失过错，和丁某甲的故意抽逃形成过错叠加，符合“共同过错”这个要件。
4、对再审抗辩的反驳：“无故意、无直接行为”不能免责
针对黎某乙“主观无故意、客观无直接协助行为”的再审主张，最高法从法律逻辑和实务导向层面作出明确回应：
过错认定不是采用“直接故意”：高管勤勉义务的违反，不单包含故意放任抽逃，还包含由于过失没实行监督职责。本案黎某乙担当重要职位却彻底放弃管理，这属于“严重过失”，他的过错程度充足支持连带责任的认定，无需证明他存在“协助抽逃的直接故意”。
“无直接行为”不影响责任成立：如前所述，“协助”的认定重点是“是不是给抽逃提供了便利”，不是说是不是有直接参与转账、伪造文件这些积极行为。黎某乙的不作为让抽逃行为缺少必要监督，这和积极协助行为造成的危害后果是一样的，不能因为“没有直接行为”就免除责任。
权责对等的实务导向：最高法称，公司高管有相应的职位权益，比如说薪酬、管理权这类的，那自然要承担相应的责任风险。如果允许高管以“未参与经营”当理由来躲避监督义务，那公司治理结构就形同虚设，损害公司资本制度以及债权人利益，违背了“权责对等”的基本法理。
焦点3：一、二审裁判是否超出甲公司的诉讼请求？
再审申请人（丁某甲、黎某乙）主张：甲公司一审诉求仅为“返还注册资金1000万元”，未明确主张连带责任，一、二审判令黎某乙承担连带责任超出诉讼请求。
最高法裁判逻辑
诉讼请求里明确有连带责任的主张：甲公司在一审庭审调查的时候明确要求“二被告共同返还”，在《辩护意见书》里进一步明确“二被告应当连带返还出资款并赔偿损失”，其主张连带责任的意思表示挺清晰、挺具体的。
裁判未超出诉求范围：“共同返还”在实体法上对应连带责任的承担，结合原告后续明确的辩论意见，一、二审法院判令黎某乙承担连带责任，是对原告诉求的准确回应，未超出其主张的权利范围，再审申请人的该项理由不能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