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给我一个答复——
我是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因主张公民、家庭的基本权利——我及我们全家遭受到乡村恶势力和基层政权持续不断的欺侮、凌虐，权利剥夺殆尽，生存受到威胁，父亲被暴虐致死，母亲离奇亡故疑窦丛生；我们姐弟三人流离失所，天各一方……迄今，我飘泊在京，带着弟弟两个年幼的子女奔波在漫漫上访路上，进行着微弱的抗争。
我心底尚存一丝希望——还我们一个公道，让法治、法治的精神遍及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让每一个被称为公民的百姓的命运受到它的眷顾。为此，我愿以生命抗争！
1979年家乡因建设水库，我们家由上胡村迁移至杭坪镇石象头村。由于政府食言，没有按照预先的约定补偿，房屋、口粮严重不足（房间由十间减为四间，口粮由每人600斤减至400斤），生活困顿、举步为艰；加之县、镇、村各级政府对工作敷衍塞责，致种种矛盾急剧激化，农村封建宗族势极力排斥移民，他们不准移民使用村中井水，生产、生活资料频遭偷抢，庄稼连连损毁，外来户动辄被殴……移民生活无以为继，人身安全无法保证。在个人力量无法摆脱的困境中，父母开始向各级政府反映情况，期待“公仆”们的协调、解决，自此，噩梦般的命运改变了我们全家的生活轨迹。
父母将基层情形如实告之县、镇政府后，始料不及是他们非但不负起责任妥善处理，反而漠然置之任其发展，其后竟与农村恶势勾结起来沆瀣一气，对反映底层真实情况的上访者实施残酷的打击报复，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
在县信访局办公室，主任黄有情听完父母的陈述后滥施淫威，叫嚣：解决不了，你们活不下去就死在这里吧！迫我父亲当场服毒……，经抢救洗胃后强行带到派出所关押。
现浦江县信访局局长赵宝林曾将父亲由楼梯上猛推下去，父亲头皮绽裂，血流如注……政府秘书朱世录不耐烦父亲数次申诉，竟将他逼至墙角搧耳光，直打得头大如斗，方住手罢休。有一次县政府数名工作人员阻止父亲上访，在办公室外将他打倒，倒提脚踝在碎石路面拖行数十米，父亲背部几无完肤数度昏厥，即使这样，他们还是对父亲实施治安拘留十五日的处罚。更有甚者，在金华市因上访父亲被警察铐押、纵狗（警犬）扑咬……
父亲服毒后，虽经抢救，胃部大面积灼伤，做了胃切除手术。生理、心理状态每况愈下，但他仍执拗地向这帮“公仆”们讨要公道。终在2005又一次上访遭到毒打（政府工作人员吴金龙）几日后即告身亡。
母亲的境遇更加悲惨，由于县、镇政府不公，母亲多次赴金华、杭州告状。先后被拘押数十次，凌辱、打骂、不胜枚举，一次竟被塞进垃圾车，带到百里外深山外，母亲六、七十岁的人蹒跚两三日方得返家。在此期间，县里将我全家视为异类，下达通令——不准外出，村镇层层监控，并与村中恶势力开成联动态势；我们姐弟三人屡次遭到县法院副院长方小土妻弟（张礼军、张建军、张基干）的殴打。生产、生活资料频遭焚毁、抢夺、霸占。2006年，因宅基地被占，稻草被烧，母亲与邻居张基干发生争执，他们倚仗权势，一言不合出手便打，残忍的用手指插进母亲眼眶，企图将眼球挖出……母亲右眼当即失明；在镇医院、县中医院医治无效后，我们带母亲来到了北京。费尽心力在同仁医院挂到了专家号，不曾想在就医前被县里的截访人员逮住，他们不顾母亲的病情伤势及我们的苦苦哀求，迅即将我们押解回乡。到家后，母亲右眼血流不止，创口溃烂，终日头痛难禁……全家商议，作出决定：不顾禁令，再次赴京。
同仁医院因为他们的布控已经无法去了，辗转联系到了右安门医院。医生诊视后建议立即手术摘除眼球。母亲思忖良久，为了留个证据，拒绝了医院的建议。在京期间，我们向公安有关部门反映了我们一家的遭遇；时值北京奥运会，为了维稳，公安部要求浦江县公安局在我母亲返乡后做法医鉴定。浦江县公安局罔顾事实，给出了袒护歹徒的结论——轻微伤。据此断定为双方扭打致伤右眼，为民事纠纷，不构成刑事犯罪。
母亲生性倔犟，不服公安局给出的结论，又到上一级机关金华市公安局申诉。金华市方面要求浦江县公安局出具申请方可进行下一轮的法医鉴定。母亲于2009年4月10日向浦江县公安局长递交了申请鉴定报告书。万万没有想到，第二天（11日）母亲上山采茶，竟离奇的死在水库中。警方不给任何结论，拒绝了我们要求法医鉴定的要求。母亲的遗体现在仍存在浦江县殡仪馆的冷库中。
父母持续上访后，全家的生活便无宁日，县、镇、村干部时常到家中寻衅滋扰。1995年副镇长黄飞率二十余众以我家尚欠20元捐款附加费（100元）为由破门而入，肆意打砸。抢去电视、相机，玻璃珠（原料）几袋被抛洒一地。我弟卫进被铐双手，母亲上前理论，被几个镇干部一通拳脚打昏在地。弟弟卫进、妹妹新桠由镇干部铐押至镇政府。进得屋中又是一通电击、暴打，弟妹几次昏死过去又被冷水激醒……最后镇上宣布由于欠款20元重罚1500元。当家人凑齐20元赶到镇政府又被拒收，黄飞扬言：今天就是来寻事……
乡村恶势力有恃无恐地欺负良善百姓，是因为他们与基层政权的不良（腐败）份子有着紧密的利益关系。我们姐弟三人自小便生活在无处不在的恐惧之中。无缘无故被歹人殴打已成家常便饭。妹妹生性胆小，终日惊恐不安……1989年，方小土的妻弟张礼军、张建军又找碴将新桠暴打——经此刺激，妹妹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家人告到法院后，方小土安排律师把妹妹的医疗单据销毁，致使凶手逍遥法外，案子不了了之。
2006年，弟弟抱着小孩出门，迎面撞见张基平。见他一手菜刀一手木棍，卫进赶紧回避，张追将上来抡刀便砍，卫进躲闪不及，头、肩部连中数刀，当即口喷鲜血昏倒在地……因以手护头，手指也被砍掉一截。家人、围观众人迅即报警，直至弟弟被送到医院也未看到警察的影子。卫进被打成重伤，住院2月余，花费数万元。愈后被告之：丧失大部分劳动能力。弟媳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煎熬，声明离婚，扔下两个孩子不知所终。
如此凶残的伤人案件，浦江警方接警后两年不为所动。直到北京奥运会期间我们一家五口（母、卫进、我及弟弟的一双儿女）到公安部申诉，迫于上级机关的压力，才将凶犯缉捕归案。浦江县法院以嫌疑人为初犯之由，将其轻判一年，连带赔偿部分医疗费用。
将一个劣迹斑斑的累犯变为一个初犯，将故意伤害变为双方扭打失手致伤，将我弟卫进因伤致残、后半生丧失大部分劳动能力的事实于不顾，作出如此藐视践踏法律的判决，我只想喊一嗓：苍天在上，我心不甘！
2009年后，母亲亡故，妹妹新桠走失在外，弟弟卫进在乡土无法立足漂泊它乡。我带着弟弟的一双儿女进京求告。在南站信访局附近风餐露宿，捡拾垃圾为生。
在京期间，我去过国家信访局、公安部、高法、高检、中纪委等诸多部门，递过材料无数……不是无人问津，便是返回原籍相关部门“酌情处理”。我们这些命若草芥的小人物从没体味过公民的荣耀，偶被提及也只是闲暇的谈资与笑料。
在北京我偶遇清华大学法学院的包教授（外籍），她出于同情，委托一个民间公益组织帮我在昌平找到了一处简陋的农民房，并资助了我几百元的安家费用。从此，我便在北京长期滞留，为了申诉也为了两个到了入学年龄的孩子（顺便提一句，浦江县教育局以1000元补助费为由拒绝了孩子在原籍入学的正当要求）。北京的民间公益组织每年帮助两个孩子出不到千元的学费，我除去申诉，每日捡拾垃圾维持一家三口的日常用度，这样我便在北京生存了下来。
可这种日子何时是个头啊！数年的奔波、焦虑、恐惧已严重摧残了我的健康。入睡便噩梦连连，眼前总是浮现出2009年，我被浦江县信访局长倪惠虹等人带至省驻京办地下室关押、不满三岁的侄儿锁在狗笼里的情景……我们一家的冤情何时昭雪，在苦难中备受煎熬的我一直在心底切盼着这一天。
我们没有过高的要求，只需要宪法赋予我们公民合理表达的权利，只需要一个安宁生存发展的社会环境，这个要求过份吗？
谁能给我一个答复？！
蒋新花
2013年10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