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杨林燕，女，1972年10月18日生，汉族。

原告杨林翠，女，1974年10月14日生，汉族。

原告吕军，男，2005年12月29日生，汉族。

法定代理人杨林翠（系吕军之母）。

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彭晓晨，女，1972年9月9日生，汉族。

被告衡阳市石鼓区松木乡朝阳管理处红英小组（原衡阳市石鼓区松木乡朝阳村红英村民小组）。

负责人乃维保，该组组长。

原告杨林燕、杨林翠、吕军为与被告衡阳市石鼓区松木乡朝阳管理处红英小组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于2012年5月28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金钦铭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刘光荣、人民陪审员周冬云参加的合议庭，于2012年7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谢唯涛担任记录。原告杨林燕、杨林翠及其委托代理人彭晓晨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衡阳市石鼓区朝阳管理处红英小组负责人经本院传票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林燕、杨林翠、吕军诉称：三原告系被告的组民，被告因卖土地于2010年2月份组民每人分得土地款10000元；2011年元月，组民每人分得土地款2000元；2012年元月，组民每人分得土地款11000元。2010年2月和2011年元月二次分款均未分给原告杨林燕，2012年元月克扣原告杨林燕2750元。被告在以上三次分配土地款时，无理克扣原告杨林翠和吕军应分得的土地款28000元。为此，原告多次找被告理论和协商未果，故特向法院起诉，要求判令被告给付原告杨林燕14750元，给付原告杨林翠和吕军28000元。

为支持其诉称，原告提供了以下证据：

1、户籍证明，证明原告系被告小组村民；

2、证人证言，证明原告系被告村民，被告组内2010-2012年土地款分配情况，原告没有分到土地款的事实；

3、2012年元月份土地款分配方案，证明2012年元月被告给每个村民分土地款11000元。

被告衡阳市石鼓区松木乡朝阳管理处红英小组无答辩意见，亦未提供证据。

原告提供的证据，经庭审质证，其证据来源合法，三份证据之间可以相互印证，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可以作为本案事实的认定依据。

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及当事人在庭审时的陈述，本院经审理查明了如下事实：

原告杨林燕、杨林翠从出生至现在，均系被告小组村民。出嫁后均未迁出户口。原告吕军系杨林翠之子，出生后户口落在被告村民组，系被告村民组村民。2010年2月，被告向村民每人分配承包地征收补偿费10000元；2011年2月被告向村民每人分配承包地征收补偿费2000元；2012年1月份，被告向村民每人分配承包地征收补偿费11000元。其中2010年2月和2011年2月分配的款项均未分配给原告杨林燕，2012年元月分配给原告杨林燕8250元，少分2750元。以上三次分配，原告杨林燕共计少分得14750元。2010年2月和2011年2元被告只分给原告吕军6000元（应分12000元）。2012年元月，被告决定分配给原告杨林翠、吕军母子8250元，原告不同意而未领取。故酿成纠纷。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被告在分配土地补偿费时，三原告均系被告村民，即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依法应当享有本组其他成员土地补偿费分配的同等权利。由于被告未按规定给三原告分配土地补偿费而酿成纠纷，其责任在被告。因此，被告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故三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为此，被告应补发原告杨林燕土地补偿费14750元、补发原告杨林翠、吕军母子28000元。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四条第一、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缺席判决如下：

一、被告衡阳市石鼓区松木乡朝阳管理处红英小组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原告杨林燕承包地征收补偿费14750元；

二、被告衡阳市石鼓区松木乡朝阳管理处红英小组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原告杨林翠、吕军母子承包地征收补偿费280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869元，由被告衡阳市石鼓区松木乡朝阳管理处红英小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超过上诉期间，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